2012年春，刚迈入职场的大学毕业生孙丽身体出现了不适：头部一阵阵钝痛、吃饭时吞咽也变得困难。她在北京三所三甲医院辗转了两个月，但没人能告诉她究竟得了什么病。
这次毫无论的看病经历，让孙丽命悬一线。直到2013年因为出现耳鸣，她又进行了一次检查，才确定是颅内出现了罕见的破坏性脊索瘤。过往案例显示，得了这种恶性肿瘤的患者会在确诊后的数年内死亡。
孙丽在北京的天坛医院做了两次痛苦的手术并接受三个月的放疗，但复发迹象却依然明显。
她通过向医生、病友咨询以及自己去上网查资料才知道，要想活命就必须接受一种“质子重离子治疗”。该种医学界最尖端的治疗手段，效果和副作用都要好于常规的放疗方案，目前全球已经有超过50家质子重离子医疗中心。但直到今年5月，中国的第一家质子重离子医院才在上海开业。据当地媒体报道称，该院拟在第一年接受诊疗人数仅为约300例，经过5年试运行后，年诊疗人数预计有可能达到1000例左右。这家医院开业的第一周，就已经接受了上千例咨询，最终经筛查只有20名符合适应症的患者有幸入院就诊。
显然，更多的救命机会眼下都在海外。如何抓住它们？这意味着与死神赛跑的孙丽，要设法自己去对接异国他乡的医疗系统，要与各种琐碎麻烦又陌生的就医环节打交道，还要去适应当地的养病环境和生活习惯。
后来，孙丽在网上找到一家名叫“携康长荣”的出国看病中介机构。中介收取她2万元的远程会诊费后，将国内已有的病历翻译之后发给了世界顶级的肿瘤研究机构之一——日本国立癌症研究中心。两个星期后，医院表示愿意接收。此后，孙丽这趟出国看病的一切环节，比如预约医生、办理医疗签 证以及抵日后的医患沟通都交给携康长荣负责，为此她又另外支付这家中介机构10万多块钱。
2014年夏天，孙丽在日本待了一个多月，其间，她支付给医院20多万元，进行质子治疗。今年早些时候，她又进行了一次复查。“我不敢说以后会怎样，但是我现在真的很好，能正常上班生活。”电话里，孙丽的语气听起来很轻松。
没人希望自己遇到孙丽这样的病，我们都在小心翼翼地生活。现在，我们还会这么做———当听说滴滴打车总裁柳青这样的名人自爆罹患乳腺癌，你可能会转发与乳腺癌相关的科普文章，并发誓不能再那么拼命并戒掉各种坏习惯；知道雾霾成为致癌的凶手后，你咬牙买了空气净化器，每逢天朗气清，你虽然想偷懒睡大觉，但还是坚持去了健身房。
但像癌症这样的疾病，降临在国人身上的概率还是太高了。在北京，癌症连续8年居于死因首位，每一天就有113个新增的癌症患者。世界卫生组织的数据则显示，中国在2012年已成为全球第一癌症大国，一年的新增癌症病例为307万，占全球总数的21.8%。
排队挂号看门诊、入院接受治疗，带着复杂的情绪期盼着健康的希望，当中还少不了找熟人托关系……对这样的看病场景，我们并不陌生。但现在，越来越多罹患重大疾病的国内患者正在将生之希望寄托于海外求医之旅。以孙丽为例，她选择的看病地日本，癌症患者的5年生存率达到64.3%。在国内，这个指标是30%。虽然过程复杂，但更高的治愈率，对患者的确具有很大的诱惑力。
虽然截至目前，全中国总体有机会赴海外看病的人数仍然有限，仅有数千人，但每年的增长速度却极快。携康长荣给出的数据是，其出国看病业务从2012年开展至今，客户数一直保持着每年两到三倍的增长。另外一家出国看病中介机构盛诺一家的负责人蔡强则对《财经天下》记者表示，现在几乎每一天都有新的中介诞生。
这些机构多集中在北京、上海、深圳这样的大城市，对接的首先是中国富裕阶层那些“不差钱”的客户，为他们从全球优质医疗资源中筛选匹配，提供私人定制化的重症严肃医疗服务。此外，近年来，各种海外体检或康复业务也正在纷至沓来。
当然，我们也有理由乐观地期待，随着针对此类医疗服务相关费用的信息透明度的提高，以及海外先进医治机构收治跨国病患的经验日趋丰富，在不久的将来，至少在以救人为目的的严肃医疗市场领域，也将有机会更大范围地去容纳那些努力求生的群体。
携康长荣董事长、52岁的顾欣，留着指挥家一样的长发，喜欢抽6.5元钱一包的中南海香烟。他出生在一个医生家庭，从小就跟医生、院长做邻居，但自己当年在清华大学就读的却是与医疗毫不沾边的核物理专业。毕业后，他在当时的核工业部工作一段时间之后还是决定自己创业。
顾欣最早做了一家医疗咨询公司，一方面是让中国的医生到国外参观和学习先进的医疗经验，同时帮助国内医院引进国外的先进医疗项目，这其中也包括质子、重离子技术。
早在2008年的时候，国内相熟的医生知道他跟许多拥有该放疗技术的国外医院资源联系甚密，就曾请他帮忙安排患者去国外看病。2012年，顾欣成立国际医疗事业部，专一安排中国的肿瘤癌症患者去国外接受治疗。
携康长荣正式接待的首位客户是一个41岁的女性肺癌患者。当时她的癌细胞转移很快，国内医生诊断预计最多只能再存活几个月。顾欣对质子 、重离子治疗资源的关注，当时还是针对较大病种，一旦需要对接具体的病案，他一时间也不知哪家医院能够收治。他想到自己不久前曾带着中山大学附属医院的医生到日本筑波大学附属医院学习，而对方医学教授讲到案例跟他的客户症状几乎相同。就这样，顾欣顺利完成了第一笔救人的生意。
2015年7月份，记者在北京见到了盛诺一家创始人蔡强。2009年，已经全家移民澳大利亚的蔡强回国，次年创立盛诺一家。在此之前，他完全是一个医疗市场的门外汉。但是在2014年，已经作为海外医疗中介机构中的佼佼者，盛诺一家获得了红杉资本的注资。对此，蔡强也不想谦虚，他会把“红杉资本成员”当做卖点，偶尔拿出来为自己做做品牌宣传。
蔡强5岁那年，左眼患弱视却因为医生的漏诊而导致左眼视力几乎完全丧失。上世纪90年代，他的儿子在国内刚出生时又不幸染上新生儿肺炎，医生下了病危通知书并扔下一句“孩子可以抢救，但必须要交300块钱”。蔡强抱着快要死掉的骨肉四处找人借钱才保住了命。
“上上下下借钱，就是那么绝望。”聊起当年创办盛诺一家的理由，蔡强向记者回忆起当年这段为子求医的痛苦经历。受此刺激，蔡强辞职创办了一家留学中介机构赚钱，此后又继承了家族的事业。在赚到足够多的钱后，他便毅然决然带着全家人移民到了澳大利亚。
蔡强的女儿在澳大利亚出生。用他的话说，自己碰到了“在国内从来没有经历过的事”——女儿的第一张照片是医生的相机拍下的，产妇生子后竟然也不用经历中国传统的“坐月子”流程，他作为家属在医院可留宿陪护，院方居然还为其提供睡觉用的棉被。
蔡强就像发现了新大陆一样，“当时我就想，原来医院也可以是这样的——医院把你当客人看待，医生全都这么亲切和蔼，这给我很大的触动”。
这次光顾所谓“发达国家医院”的经历，让蔡强印象深刻。他一回国就开始向国内三甲医院的几位医生朋友询问，为患者提供赴海外就医渠道这个想法到底能不能成，病人有没有需求。朋友们的反馈并不理想，大家都觉得这事情不靠谱。但一组公开的调研数据给了蔡强决心：中美两国在癌症五年整体存活率上有着显著差距——30%对比66%。
在蔡强离开中国的8年的时间里，这个国家的变化也是日新月异的。某种意义上说，每件事、每个人仍旧是围绕着钱包打转，但富裕阶层的规模正在极速壮大。
“他们会不假思索让孩子去海外读书，可一旦有了病，就算你是亿万富翁，也得在协和医院的走廊里待着”，这就是蔡强眼中的资源极度有限的国内就医环境，也铸成他对这个海外治病市场前景的乐观。
“我还没看到任何一件事情比去国外看病值得，你有钱买法拉利，为什么不去寻求更好的医疗去救命呢？”蔡强说。
另一位对这个市场同样乐观的创业者是王刚。在踏入这个领域之前，王刚的父亲晚年尽管生活方式非常健康仍不幸罹患上了贲门癌。确诊时，癌细胞已经向肝部和肺部转移。当中，王刚将救治的希望全部放在国内，陪着父亲在各大医院奔走，这段令全家痛苦煎熬的过程持续了一年半，父亲还是去世了。
说起这段伤感的往事，这个瘦削的男人坐在自己的办公室，一边埋头沏着一壶普洱茶，一边对记者黯然总结，“其实，论起医院的硬件设施、药品、器械治疗方式就算都没问题，但除了这些，软件上的东西也很重要。我父亲当时就因此丧失了求生欲望，他觉得治疗的过程没有尊严。”
父亲的去世成为王刚创业的直接原因。守在老人身边的时候，他就已经时常在想，到底有没有一套可以独立于现有医疗体系之外的全新医疗解决路径。
王刚的厚朴方舟成立于2008年。之前他曾在旅游、外贸和金融领域持续创办过4家公司，已经赚了不少钱。
“但凡能选择出国看病的人，哪个都在国内没有点医院关系？为什么又找我们，就是因为在国内实在没有办法了。”在顾欣看来，富裕阶层的患病者，跨洋求医是刚性需求。
蔡强、王刚在创业时也看明白了，尽管跨境医疗服务在中国还鲜有人知，但对于一位资金实力不成问题的客户来说，他的需求只有一条：帮我找到最好的医疗资源。
于是，这些中介机构的首要任务，就是先走出去寻找资源，其次才是寻找和服务好客户。在这个问题上，顾欣因为多年从事跨国医学经验交流的中介咨询服务，有此基础后相对还比较容易些；而对于同样也看好市场需求的蔡强和王刚来说，挑战很大。理由很简单——作为一家发达国家的顶级医院，凭什么相信你的介绍？
蔡强的目标从第一天起就很明确——“我跟全世界最顶级的医院合作，这些医院就是美国排名前五的医院”。
说起来，迈出第一步的手段也很简单，就是先在网站上找到这些医院对外公示的联络邮箱，给他们传一份谈合作的信件。
在信里，蔡强说得很真诚，他向对方强调自己创立的是一家严肃看病服务机构，只关注那些救人性命的疾病，而关于什么羊胎素美容、生孩子这些的需求则一概不碰。用这种方式，蔡强花了9个月时间，才终于陆续等到了来自包括美国麻省总医院在内的一批上榜医院的回复。
在等待答复和与之进一步沟通的过程中，蔡强也在逐步了解美国医疗体系对接服务海外患者的相关内容。他发现，针对海外患者的治疗，美国目前已经拥有最完善的服务体系，从网上申请到接送机和专业的医学翻译，顶级医院都以开放的态度接纳全球的患者。
王刚同样也渴望对接蔡强看重的那批医院。除了美国，他还希望为患者打开赴日本求医的大门。然而日本的情况与美国形成巨大反差。日本国内的医疗体制仍相对封闭，真正排名靠前的医院，在2008年前后都还没有设立自己的国际医疗中心，也都没有接受国际患者的经验。所以王刚当时跑到日本医院去谈合作时，对方一听是外国患者，马上就摇头拒绝了。
直到2010年年底，日本政府才推出了医疗签证，并成立了专门机构以扶持日本国内医院展开针对海外患者的收治服务。
王刚对《财经天下》记者分析指出，海外的医院当然会认真考虑这项服务风险。比如，患者来到医院，如果对国家不了解，会不会遵守法规？会不会对别的患者带来困扰？治疗不是简单的过程，手术后的跟踪观察、药剂量的调整安排又该怎么落实？此外还有费用结算上的顾虑，以日本为例，医院是后付费，治疗完毕这些海外患者能不能保证可以顺利结算所有的医疗费用？
“医生还只是其中一个环节，患者整个就诊过程将涉及到方方面面的细节，如果没有可靠的中间机构来做服务担保，院方肯定不敢接。”王刚说。
对接日本医疗机构的过程中，王刚最终幸运地经一位日本朋友介绍，找到了日本癌研有明医院的名誉院长中川健夫教授，才最终谈下了第一家合作医院。
虽然直到现在，海外病人如果以个人名义直接联系日本几家顶级医院，还是会被拒绝收治，但王刚花了两年多的时间，终于以中介机构的身份得到院方的肯定。
但面对记者，王刚并不太愿意提及自己的第一个客户是怎么寻找来的。这是一位21岁的骨肉瘤男性患者，同时也是他的远房亲戚。患者在国内某个三甲医院做了两次手术后，效果并不明显，家人求助到了王刚这里，他二话不说，赶紧把病例资料发给了一家日本医院，对方也愿意接受。但患者父子刚到达日本，就遭遇到一件很狗血的事情——因为对接体系不完善，意外地被几个在当地的中国人骗走了。他们向患者提供了一个费用高达几十万元且在上世纪70年代就被FDA（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否定了治疗方案。
这个事情发生后，王刚把日本渠道的负责人全部开除，并停掉日常运营，开始内部反省。
根据蔡强的判断，客户首先会很容易被顶级医院的光环吸引过来。在创业初期，他花了不少钱，把那些经过合作医院批准的推介文案，以广告的形式投放在了国内的一些高端杂志上。
做完第一次投放广告后，蔡强还担心咨询电话会被打爆，因此提前一个小时就到了办公室。可那天，桌上的电话却压根就没响。
“那个时候同事里没人敢进我的办公室，害怕我说话眼泪就掉下来，因为广告费真的很贵，一个版面就十几万元。”蔡强对记者坦言，市场营销投入过高，一度让公司上下压力很大。
盛诺谈下的第一个客户，早期也差点把蔡强当骗子。当时，盛诺一家和某合作医院在北京一家酒店举办活动。那家酒店的活动负责人身边刚好有个朋友的孩子得了恶性肿瘤，严重到国内的医院已经不愿意接收的地步。他把盛诺的情况介绍给那位孩子家长。这位家长彼时虽然已经有带孩子出国看病的打算，却仍然害怕，这酒店活动上真能请到一位哈佛教授光临？怎么证明他的身份，该不会是从大街上找来随便冒充的吧……
这位患者家属谨慎到特意通过美国的亲属打电话求证才最终打消了顾虑。
所以，盛诺早期尝试在国内打开市场的过程并不那么容易。在刚创立的前两年，公司接待的客户总计还不到20人。公司合伙人中有人因此觉得市场前景渺茫便选择退出。蔡强顶着压力，只好把对方的股份全部买下来。
“如果出国看病的需求真的存在，为什么这么惨淡？”蔡强花了一段时间才真正理解了，客户心里的最大疑虑到底是什么。
说白了，这些患者平时在国内想要预约到相关顶级专家简直难比登天，要让他们相信，眼前的这家中介机构可以很轻松地为他们联系到诸如美国麻省总医院这样的机构专家为自己治病，这样的沟通信任，的确需要一定耐心和时间才能获得积累。
蔡强对记者回忆说，市场局面直到2012年下半年才有所打开。公司接待的客户在当年6月份后开始急剧的增长。2013年，盛诺刚刚跨入行业内明星机构的行列，蔡强在接受媒体采访时曾表示，希望自己从事的这项业务“在10年内可以挽救1000个生命”。他告诉《财经天下》周刊，现在每年盛诺接待的客户已达到上千人之多。
盛诺一家的员工由当初不到10人发展到现在的110人，公司也搬到了空间更大的北京王府井东方广场，并在上海、广州、杭州建立了分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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